忆清华大学图书馆
作者:谭浩强(1958)
谭浩强:1934年生,广东台山人,是我国计算机普及和高效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北京联大教授。他(以及和他人合作)共编写了一百一十多种计算机著作,总发行量超过2800万册。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 称号。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被《计算机世界》报评为我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IT人物”十人之一。

      我是1953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8年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之后又留在清华大学工作了近30年。在这几十年中,我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过数不清的接触,清华大学图书馆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回忆。
      下面是我亲身经历和所知道的有关图书馆的几件事。

进入清华大学后上图书馆就成为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入学后,学校组织新生参观校园,其中图书馆是一个重点。当我们到了图书馆外面,看到图书馆的建筑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它并不高大和豪华,和清华大学其他建筑(如大礼堂、科学馆、建筑馆等)一样,显得古老而庄重。这也许是大学的风格吧!列队进入图书馆时,首先被告知要保持肃静,不得说话和喧哗。我们看到在宽敞的阅览室里,坐满了几百名老师和学生,都在埋头看书,专心致志,我们这么多人走过,他们连头都不抬头看一下。这个印象太深了。我从中看到了清华的学风。
      在我正式开始学习生活以后,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到图书馆阅览室去学习。我们总是背了书包去饭厅,匆匆地吃过晚饭后就直接奔向图书馆,在那里有宽大舒适的椅子,灯光明亮,特别是学习环境安静,无人干扰,整个晚上大家都沉醉在知识的海洋中,没有人说话聊天,除了翻书的沙沙声外,几百人的阅览室里,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在这里看书效率特别高。这样好的地方大家都想去,吃完饭就小跑去图书馆占座位,稍晚到一会就没有空位了。图书馆只好按班级发卡,凭卡入内。班长则安排同学轮流持卡去图书馆,才解决了上图书馆的紧张状况。

从图书馆看到清华的学风

      1964年,我在清华团委工作,担任团委副书记,根据领导指示,到甘肃省兰州市和刘家峡水库工地进行了一次毕业生调查。我找了一些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举行座谈,我问他们∶在学校里哪些环节对你们毕业后的工作有较大的影响?我说你们不要讲大道理,讲虚的,要讲具体的。结果他们所说的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他们说∶清华的晚自习对他们以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难忘在图书馆上晚自习的情景。白天听课、做实验,晚上在图书馆潜心学习,图书馆里万籁皆寂,好像远离麈世,在这种地方学习真是一种享受。他们在毕业后始终保持“上晚自习”的习惯,别人晚上打扑克、聊大天、逛大街,而清华毕业生大多去资料室或在宿舍里看书,因而业务上成长比较快。他们怀念母校、怀念学习生活、怀念图书馆,为他们一生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前两年,我听到这样一件事∶某大学的一位老师不知道现在清华的学生是否还好好读书,是否还保持良好的学风。他决定“微服私访”。选了一个周末,直奔清华图书馆,结果发现图书馆阅览室内灯火辉煌,座无虚席,仍然是鸦雀无声。他连连说∶“清华究竟是清华”。 图书馆功不可没。
      可以说,图书馆是清华学风的缩影。它培养了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

学会利用图书馆

      我记得在我们入学后不久,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著名老科学家刘仙洲教授曾给我们讲了一次话。他说大学生要学会利用图书馆。当时我们对这句话体会不深,觉得每门课程都有教材,看教材就够了。后来学习深入了,就感觉到图书馆有用了。当时所用的教材多为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看起来常常有些别扭,我们常到图书馆去借阅相关的书籍进行学习,几本书互相参考对比,很有收获。我觉得学生时代不能只看一本教材,这样很受局限,万一这本书有错,大家都跟着错还不知道错。应当提倡学生学每一门课时都能参考两至三本书,取长补短,学会判断是非和自学知识。这样才能培养独立思考精神,有创造性。图书馆就起着重要的作用。
      到了高年级学专业课时,我们到图书馆借书的机会更多了,尤其是在进行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时,遇到的许多问题往往是在教材中找不到的,必须自己善于找资料,这是大学生的一项基本功。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刘仙洲副校长关于“要学会利用图书馆”的深远含义。
      学会利用图书馆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毕业后的工作中更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和习惯。我在70年代末编写《BASIC语言》一书时,开始时无从下笔,市场上很少有关这方面的参考书,我当时到清华图书馆借了十几本中文的和英文的参考书,还通过清华图书馆的“馆际借书” 向北京图书馆借了几本书,普遍浏览以了解不同的写书风格,既学习他们某些优点,也发现他们的不足,我感到有些计算机的书写得像“天书”一样,晦涩难懂,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我当时就想我要写一本老百姓能看得懂的书。在总结我自已的教学经验和参考其他书籍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路和风格,写出了受到大家欢迎的《BASIC语言》一书。其实,任何人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而有效地吸取前人的经验(包括正反经验),善于利用图书馆就是善于利用前人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现在人们还应当善于利用网络)。
      我体会,光会从图书馆借书是不够的,还要善于利用这些资料。找资料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学习或科研的过程中针对某一问题需要找有关资料参考(例如医生治疗某一疑难杂症) 。另一类是在写论文或写书之前找有关资料以启迪思想。我现在只谈后一类的体会。我从写书的多年经历中体会到∶在写书时,参考别人写的书是必要的,但开始时决不要把眼光过分集中在具体的技术细节上,更不要直接或变相地搬用人家的成果,那样是没有出息的。看人家的书首先要看他们的思路,认真分析其利弊,扬长避短, 综合选择别人有益经验。一定要“以我为主”,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路。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参考其他资料中的有关细节,但决不应不经消化就原封不动地照搬。我曾看到一本介绍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书,封面上写的是某中国人“编著”的,但内容一眼就看出是抄自外国人的书,连原作的程序中的变量名“社会保险号”都照搬过来。众所周知中国人只有身份证号而无“社会保险号”的。这样的“参考”其他书,并不值得提倡。应该博览众书,把其中有用的内容仔细嚼烂消化,然后用自已的体系和语言写出来。这样就会“源于别人,高于别人” 。希望图书馆能做些“如何参考别人的书”的指导,例如举办些讲座,以帮助人们建立正确使用参考书的意识和提高效率。

图书馆是传播革命思想、激励人们上进的重要场所

      我们入学后参观图书馆时,看到二楼大厅的正面墙上嵌镶着一块长方形的汉白玉,上面写着∶“他是清华大学第一位共产党员”。 这是纪念清华大学第一位共产党员施滉的,有他的遗照和事迹。我们久久地站在他的面前,听着讲解,思考着清华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进清华的笫一天起,我们就清楚地知道∶清华大学不仅是造就了千百个著名科学家的最高学府,而且还有着极其辉煌的革命光荣传统,今天我们要继承的是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
      50年代初,在蒋南翔校长大力倡导下,在清华大学学生中掀起了创建“先进集体”的热潮。每个班级都按毛主席提出的“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要求进行工作,开展了许多适合青年学生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思想工作热气腾腾、生动活泼。每年由校务委员会通过表扬一批先进集体。蒋南翔校长指示在图书馆内二楼大厅墙上做了一块很大的光荣榜,占了半边墙,上面公布获得“先进集体” 称号的班名,并画一个红星,被表扬一次就再加一个红星。我是1953年入学的,所在的班是企81 (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58年毕业1班),入学后我担任了两年团支部书记,团结了全班同学创建先进集体,1955年我们班被学校表扬为第一批先进集体(全校共8个先进集体) ,我们的班名被公布在图书馆内的光荣榜上,有一颗大红星,大家很高兴,每次去图书馆时都自豪地看它一眼,它曾激励过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积极向上、健康成长
      在50年代以前,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西边小河的南面小山坡下,有一个断碑,那是“韦杰三死难纪念碑”。 韦杰三烈士是在1926年纪念“三.一八”爱国示威运动中被反动军阀段祺瑞杀害的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会为了纪念他,从圆明园的废墟中搬回来一段断了的石碑,竖立在小山坡下,断碑的含义是∶祖国的栋梁被反动派折断了。30年来它一直在荒草丛中,缺乏护理,也很少有人去参观凭吊。1957年,当时的中国革命史教研组主任、老党员刘弄潮教授提出应加以整修,作为清华大学重要的革命文物,让后人瞻仰纪念。在1957年3月举行的清华大学第12次学生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并经党委批准∶将断碑整修后移到图书馆前草坪中。让每一个清华学子到图书馆学习时,都能想到今天良好的学习条件是用烈士鲜血换来的。迁碑仪式是在学代会期间进行的,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仪式由我主持,各系的学生代表几百人参加了仪式。哀乐足足奏了3分钟,大家在悲痛和怀念的凝重气氛中沉思,刘弄潮教授介绍了烈士的事迹。会后将断碑整修后移到图书馆前,它和图书馆内的施滉烈士遗像一起成为清华大学的革命文物,常有校内外的群众来瞻仰,有时共青团支部和少先队在这里举行团日或队日。它成为清华大学的一个重要的景点。断碑在图书馆前屹立了30多年,直到90年代图书馆整修扩建时才又把它移回原址,并对周围环境作了很好的处理。由于我亲身参加了迁碑的活动,所以对断碑感到特别的亲切,以前我每次去图书馆时总是深情地凝视它一会。我想在回顾图书馆历史时,我们不应忘记这段历史。
      在五六十年代,图书馆不仅是学习的场所,许多重要的大型展览会也在图书馆举行,例如“一二九运动” 展览会、1958年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的成果展览会、党史展览会、校史展览会、国内外形势图片展览会┅等,这些展览会一般都是由团委、党委宣传部和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图书馆曾是学校进行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粉碎“四人帮” 以后的1977年,在图书馆又举办了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图片展览,展出了周总理的生平,包括周总理关怀清华大学的珍贵照片,全校师生都来参观了展览,有的人边看边流泪,情景十分感人。

周总理在图书馆台阶上向清华大学毕业生发表讲话

      1958年,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清华大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学生既读书又劳动,把理论学习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尤其在毕业设计中,选择国家建设中的重点项目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例如水利系毕业班水8设计了密云水库,动力系建设了实验电厂(那时叫土电厂),汽车专业设计了微型汽车,建筑系设计国家大剧院等。为了反映教育革命的成果,在图书馆举办了毕业设计的成果展览会。
      在清华大学喜迎丰收的时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8月来到清华园,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设在图书馆内的毕业设计成果展览,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看到土电厂模型中用乒乓球代替浮标来控制液面的高度时,朗声大笑,说这是“土洋结合”,还问这种简易的发电厂能否用于柬埔寨?当时中国正在援建柬埔寨。 
      在参观完展览后,周总理来到图书馆的台阶上,向集聚在图书馆外草坪上的一千多名应届毕业生作了热情洋溢的即席讲话。在周总理参观和讲话时,当时的团委副书记张慕津同志和我一直陪着总理(当时我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 。现在我的客厅里还挂着周恩来总理在图书馆的台阶上讲话、我和张慕津站在周总理旁边的照片。这对图书馆、对我都是一个永恒的纪念。
      周总理来到清华园,给全校同学以极大的鼓舞,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曾为此创作了一首优美动人的歌曲,歌名就叫“周总理来到清华园”。 歌词是这样的∶

      “八月里的喜事说不完,周总理来到了清华园。天上的太阳格外暖,地下的花儿分外香。幸福的脸儿齐欢笑,好像儿偎在娘身旁。总理拉着咱的手,千言万语说不完。总理参观咱展览,满面春风笑开颜,样样产品都仔细看,参观完了指示咱∶努力学习多劳动,要咱青年赶上前,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前进!前进!前进!再前进!”

      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几乎人人都会唱这首歌,它表达了清华学子对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崇敬之情。前几年,60年代的清华毕业生返校参加校庆,在大礼堂内又一次响起“周总理来到清华园”的歌声,大家好像又回到40年前的学生时代,沉醉在一片幸福之中。

赠书清华图书馆

      我在清华大学生活了几十年,对清华大学图书馆怀有深厚的感情和美好的回忆。作为学生,我曾经在图书馆度过多少个难忘的“晚自习”。作为教师,我曾经多次从图书馆得到重要的学术信息。作为干部,我曾经多次参加组织了在图书馆进行的活动。我在五、六十年代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团委副书记期间,曾经常陪同外国的青年学生代表团参观校园,其中图书馆是每次必去的重点。让外国朋友看到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书库中特殊的玻璃地板,看到我校学生勤奋学习的情况,我感到十分自豪,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是新中国教育的缩影。60年代初,我还在图书馆一楼的办公室里度过半年时光,参加清华大学校史的研究工作。我熟悉图书馆的每一角落,我的成长过程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密切相关。
      因此,看到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当图书馆新馆落成后,我多次去参观、留影,还带别人去参观。新馆的设计水平很高,既和旧馆浑然一体,又具有现代化的气息。现在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了,全部用计算机管理,让人看到一个现代化清华大学的缩影。我很欣赏新馆大厅入口处两侧的几段名人语录,它体现了古今中外的优良文化传统,有很深奥而精辟的哲理,发人深思,催人上进。其中有巴斯德的一段话∶“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它是属于人类的财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但是学者是属于祖国的”。我以前看到过的这段话的译文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属于祖国”,我觉得更简明易记。这几年我常向学生做报告,在报告中经常引用了这段话,勉励学生用所学的知识为祖国服务。
      1992年,当时图书馆的副馆长承欢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新馆落成后,要开辟一个“清华文库”, 收藏校友著作,希望我能将我写的书选一部分送清华大学图书馆珍藏,给后人留下纪念。我找出了29本我早期的著作赠送给图书馆(其中有的现在难以再找到了) 。图书馆送我一个印有图书馆全景的工艺品作为纪念。后来应“清华文库”的要求,我又于1999年和2000年先后两次把近年来我编著和主编的书80多本捐赠给图书馆,清华大学出版社也向图书馆捐赠了一批我主编的丛书,收藏在图书馆“清华特藏室”。现在图书馆特藏室中专门开辟了“谭浩强先生著作专架”,陈列了我编著和主编的书共170多本。20年来我自己以及与他人合作编写了116种计算机著作,主编了13套计算机丛书,共115种,总发行量2800万册。现在我自已也找不全这些书了。“清华文库”是收藏我的书最全的。以后我准备在每出一本书时就留下一本给清华大学图书馆,这样就不至于日后找不到了。我希望这些书能对清华学生的学习有所帮助。其实,计算机书的使用周期是很短的,不像文学书几千年都不会过时。我想,我们留下的无非是一种精神,就是努力拚搏奋发向上的精神、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干贡献给祖国和人民的精神、在科学上不断进取的精神。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是历代清华人的传统精神。
      愿这种精神与清华大学长存,与清华大学图书馆长存!
      祝愿在21世纪中清华大学图书馆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