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值我级（1936级）毕业50周年纪念之际，我曾在校友通讯第13期《校园里的“家”》一文中提到：人称清华有三宝，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指的是母校当年物质方面的设施。然而，更重要的是清华优良的校风和她拥有理、工、文、法各学科诸多德高望重、享名中外、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教授，和在名师培育下成长起来为数众多的杰出科学家、教学大师、著名的建筑学家、文学名士等。
     众所周知，30年代的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誉为“最高学府”；30年代历届毕业同学中，群星灿烂，炫人眼目。其中1933级西洋文学系毕业的万家宝（号小石，笔名曹禺）就是其中一员。关于万家宝，我本不便谈论，但去年夏应编撰《曹禺传记》和《曹禺研究》两位同志之邀，略为介绍万家宝在与我相处的一段日子里编写他的处女作——《雷雨》一剧的过程片断。虽然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我与他分手已30多年了，然而当年（1933年夏季）我陪伴他在母校图书馆西文阅览室，他奋力笔耕的情景仍清晰地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如今，我们都已年逾古稀，年前我大病初愈，我们的两个女儿，万黛和万昭再三敦促，要我写点有关她们父亲当年创作《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等剧本和改编《家》的写作情况以及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留作纪念。为此，我如实地追述于下——
     当年万家宝年仅23岁，但他有理想、有抱负、有坚定的自信心。他勤读西洋文学、古今名著，兼学英、法、德、俄四国语言，但有所侧重。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开始剧本习作与笔译的业余训练，并多次参加南开、清华两校话剧演出实践。他平日注意观察和积累生活中和周围人物典型及素材的收集，为此后创作储备了丰富的题材和资料。此外，他对自己的手稿，反复琢磨，悉心修改，极其严谨的写作态度，也有助于他走上成才、成功之路。
     1933年初夏，局势十分险恶，北平岌岌可危，学校当局决定提前放暑假，免除应届（1933级）毕业生期末考试，以全年平均分数评定毕业成绩。顺便一提：同年春，经1933级原南开中学几位爱好话剧的同学再三约请，我与万家宝、孙毓棠两同学合演万翻译的近代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创作的三幕话剧“The first and the last”，这出戏揭露资本主义金钱世界，在标榜文明与发达的旗号下隐藏的罪恶本质。在校园内同方部小礼堂连演三场，获得好评。从此我与万家宝由相识而相知。我们约定，暑假他不回津，留校着手写剧本；我征得家长同意，不回南京，留校复习功课，准备秋季开学后考试。
     6月初暑假开始了，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一端对面两个座位是我们固定的坐椅。上午8–12时，下午2–6时，晚上7：30–10时开馆时间，我们从不缺席。毕竟是暑假，来馆阅读的同学不多，阅览室内外，非常寂静。每走进阅览室内，就座后，我们有时悄声说一两句话，就各自做自己的事。我阅读教科书、课堂笔记和教师指定的参考书，笔记本，他翻阅自己的手稿和剧本素材；他时而用手轻轻敲自己的脑袋，时而不自主地用手抚摸右耳边的“拴马桩”，每当他想不出如何处理剧中关键情节或忽然“灵感来潮”时，就狠狠地揪一下那个小疙瘩，友好的同学给它起名叫“灵感球”。我早已注意到他这“怪癖”，每当他发愣，苦思苦想时常常求助他的“灵感球”。
一天下午，我们提前走出图书馆，太阳的余晖正映照在馆外红色墙上，使园景更加绚烂夺目，我们信步走不远，就在一株柳树下踡膝而坐，两旁丛簇着盛开的玫瑰，我们默默相对，蓦然间他用右手指着自己的头对我说，“颖，中国的头脑在这里！”我很快就领会到他指的是创作中国自己话剧的头脑。也许有人认为一个年仅23岁的普通大学生，居然敢说出这样自负的大话来，未免太狂妄了！但如果从历史背景看不难了解，20世纪初，话剧刚刚从西方传入我国，作为一个新剧种开始步入中国戏剧舞台。老一代话剧作家如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丁西林，以及后来的洪深、李健吾、陈绵等前辈，他们都按西方话剧形式撰写或翻译剧本。由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建的“南国社”和由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先生创立的“南开剧团”，在上海、天津、北平等城市演出，促进了新兴的话剧运动迅速发展，对唤起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觉醒和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然而，洋为中用，地道的中国话剧尚未诞生。小石当年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可贵之处在于他有坚定的自信心，他深信自己能写出优质、地道的中国话剧剧本来。
他开始创作《雷雨》前，首先将在南开中学、大学时期和二年级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苦心钻研的西洋戏剧理论与西方名家的代表作品，远溯希腊悲剧与17世纪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名著，直迄近代挪威名家易卜生的作品以及美国现代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代表作，都一一浏览一遍，结合自己多次演出实践，予以回顾，以便从中汲取营养和借鉴。有殷实的基础，加上他的勤奋与努力，他完全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是“狂妄”。
     从此，在暑假前一阶段，无论我们在走向图书馆校园的小路上或去园外小河畔散步，他总是抱着厚厚的一大摞《雷雨》的提纲、草稿，还有分幕表、舞台设计草图以及剧中人物性格描绘分类卡片等等。在散步途中他不时从他所积累的素材中，有声有色地给我讲述全剧的内容和剧中各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谈论他编写此剧的目的，那就是要用他的笔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因旧礼教、封建的邪恶势力所造成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剧！剧的结尾预示着隐隐闪现的希望的曙光。
     当他讲到剧中主要人物周濮园时，忽然收敛起笑容，用轻鄙的目光看一下人物性格描绘卡，咬一下牙关，叙述他童年时代，家中来客中出现过象周濮园这样一个自诩身上沾有“日耳曼民族优越感”、自命不凡的老留德学生出身的大企业家Z董事长的形象。他说他塑造的周濮园及其一家人的悲剧并非Z董事长一家的真人真事，有的地方夸大，有的人物是虚构或影射其人经过加工，但周濮园与Z董事长都有共性，那就是浓厚的封建意识和剥削工人以肥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与行为。周濮园狂妄自大，惟我独尊，在他看来，他的妻儿是他的“财产”，是他的附属品。因而对他只能惟命是从，不可丝毫悖抗。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他门第观念根深蒂固，迫害女性。作为大资本家，他可谓老奸巨滑，诡计多端，残酷地剥削、压迫矿工。总之，周濮园是作者笔诛的第一号人物。
     他对另一重要人物――蘩漪――则寄予无限同情，说他最喜欢蘩漪的性格，说他给她起名叫“蘩漪”，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内心世界；说她诚实，绝不虚伪；她懂得恨，更懂得爱，她发誓要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和她挚爱的人永远永远生活在一起……。他说自己写着写着，不觉迷上了她。
曾经看过《雷雨》草稿的他的好友S同学告诉我周冲就是小石童年时代的影子。有一天我问他童年时代是否曾有过虚无缥缈的幻想――大海……白帆……象周冲那样？他听了迫不及待地申辩说，“别信他瞎说，那不是我！”我见他真急了，连忙说，“我有意逗逗你，让你休息一下脑筋，放松放松，何必认真！”说完，我们相对大笑起来。那晚上我们走出图书馆时已近9点半，沿路边走边谈，当走近荷花池畔时，听见池畔小山上的钟响了10下，我们在山石上小坐一会儿，就站起来掸了掸衣裤上的浮土，才缓步向二院宿舍的方向走去。
     每晨，当我们在阅览室坐下，他打开稿件纸袋，取出《雷雨》的手稿和素材，只见张张稿纸上划满了红、蓝色的杆杆道道和修改的字句时，就知道头天夜晚他又开夜车了，有时是整宿整夜修改叙文和对话。关键的对话，他就对着一面挂镜，独自对镜用模拟剧中人不同的口吻和声调（男女老幼角色兼有），一遍、两遍、乃至几十遍，不满意，就一改再改，直至自己认为较为满意为止。看到这些，我为之折服，并激励他说，“人家都夸你‘神’，我也看出你在剧作方面确是才华横溢，你一定能写出许多好剧本来！”他严肃地回答说，“即使有三分‘天才’，也要十分努力啊！何况我很笨，写东西很慢，很费劲，算什么‘天才’？”我开玩笑说，“那么我就叫你‘笨才子’吧！”，不过这次他并不反对我这样称呼他，只是不在人前跟他开玩笑而已。接着他满怀坚定的信念说，“我要写下去，我有信心能写出比较满意的作品来。”就这样，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从6月初到7月底，近两个月的暑假前段时间内，他整理并撰写出《雷雨》的草稿。8月初北平郊外战云渐退，城内气氛日趋缓和，月初某一周末他回津探母，我进城到好友贺恩慈家度周末后回清华园，他继续整理、修改草稿，8月底完成初稿。1933年深秋，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剧本《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当时他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的研究生。
     1934年春由小石南开中学时代的挚友章方叙（笔名靳以，散文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病逝）介绍，结识自法国归来的文学大师巴金先生，巴金先生十分赏识小石的才华，经他和靳以多方设法，避开国民党反动文艺政策的重重封锁和禁令，于1934年春季，在他们创办的《文学季刊》第二期起陆续刊登《雷雨》四幕剧本及序言、尾声。同年年底由我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公演该剧，受到旅日侨胞和日本文艺界友好人士的欢迎和好评，并承日本文坛名宿秋田雨雀先生著文高度评价。1935年初由旅法文化人唐槐秋先生组成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招聘名演员，冲破种种困阻，在天津当时的“日租界”首次演出，大受欢迎，连演10数场，盛况空前。其后该团先后在国内各大城市相继演出百余场，久演不衰。从此，《雷雨》走红10余年，解放后仍不断在各地上演，并拍成电影及电视剧。
     1936年春承巴金先生着由出版社精装《雷雨》、《日出》两剧本的首版各一册见赠，每册封面镌有小石亲笔签署“给颖如 家宝”字样，上下款的烫金手迹。有关小石写作部分手稿和国内外报刊评论剪辑以及剧照等文物资料不幸在10年动乱中丧失殆尽，而这两册精装的首版剧本却奇迹般被保存下来，因此，我愿将之奉献国家。
 

原载《清华校友通讯》复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