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组同志来访，问我对清华园最难忘怀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图书馆。”
      我是一九二八年转学到清华外文系二年级的，毕业后又任外文系助教五年，直到考取公费去美国学戏剧导演，前后在清华园里生活了八年。这八年中，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大约有一半是在那座有着锃亮的大铜门、春天爬满翠绿的爬山虎的图书馆里度过的。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清华外文系除了极少数课程是捧了一本书学之外，都是没有课本，由教授在课堂上讲，学生下了课自己到图书馆，读教授排出来的放在阅览室指定的架子上的参考书。经济、政治、历史等文法学院各系好像也是这样，不象工程、生物、化学、物理系，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但也要到图书馆看书）。因此，大多数同学，除了上课和每天下午到体育馆锻炼之外，多半是到图书馆看指定的参考书。特别是晚饭后，很多同学都是饭碗一放，就到那两扇锃亮的铜门前排队，等到大门一开，就蜂拥而入，因为都想捷足先登，拿到一本想先睹为快的参考书。
      我记得，在二年级上西洋文学史的时候，我就每天晚上跑图书馆，从荷马的《伊里亚特》、《奥德赛》读起。三年级上西洋小说史，每天跑图书馆更勤，从菲尔丁的《汤姆•琼斯》读到司各特的《埃梵赫》，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到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等。特别是在王文显先生讲西洋戏剧史的三年级和讲莎士比亚的四年级，更是每天在阅览室，贪婪地读着各国历代的戏剧杰作和莎士比亚的几部名著。就这样，我投进了西洋文学的既广阔又深邃的海洋。当然，不免是囫囵吞枣，我也不敢说自己究竟有了多少收获，但总算是走进了西洋文学宝库的大门。至少，在那些年，我尝到了大开眼界的快乐。
      但是回想起来，我从图书馆获得更多乐趣是毕业后那五年。我作了外文系助教，但除了最后一年担任过一班大一英文课外，我一直是作系秘书的工作。五年内，我每天坐在系主任王文显先生那间办公室里。那是在新增建的图书馆阅览室楼下的一间宽敞的教授办公室，屋里洒满阳光，放着两大盆棕榈树。文显先生除了准备自己的讲课稿子和偶尔开系务会之外，是不大到办公室来的，于是这间办公室经常成了我一个人的天下。应该说，我认真地读了些书，还要算这几年。那时候，我可以自由进入书库在书架上翻阅，发现了有兴趣的书，就可以填了借书卡，拿到办公室里读。王文显先生自己是个剧作家，对西洋戏剧兴趣浓厚。那时清华每年花不少钱添置图书，外文系所购的书里，就往往有文显先生开列的大批有关戏剧的书。我对戏剧的兴趣，应该说也是被这些书引起来的。现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清华同学英若诚同志有一次对我说起，他到清华时发现几乎每本有关戏剧的书，借阅卡上都有曹禺和我的名字，有些只有我们两人的名字。那些书可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古典的现代的各国的著名剧作，而且戏剧理论、舞台美术、表演艺术、剧场发展史，应有尽有。戈登•克雷、阿道夫•阿皮邦、马克斯•莱因哈特、贝拉斯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这些人和他们的主张，我都是这时候才陆续知道的。不仅是西洋戏剧方面的知识，就是有关中国戏剧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经典戏剧著作，我也是这几年内才开的窍，是靠在图书馆书库里边发现边借来读的。后来一九三五年清华的庚款留美考试，有一名“戏剧演出”的名额。考试的专业课目中，除了西洋文学史和西洋戏剧史之外，还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还有一门“戏剧演出”，都是在大学里没有学过的。亏得几年来在图书馆里东摸西翻地浏览过，没有被难倒。
      总之，我在清华八年，图书馆给了我最大的乐趣――读书的乐趣。这就是为什么我脱口而出，说我对清华园里最难忘怀的是图书馆的缘故。
 

原载《老清华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