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国外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一些舞台实践与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缈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却立刻浸透干尽，又干亢燠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
        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或梦着，像是眺望见时有时无朦胧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枝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的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见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划，不少的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与灵魂。
        从下种到结出果实，大约有5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亲——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8个人。记不清修改多少遍废稿，这些残篇短简堆满了床下。到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样想都是一片糊涂帐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候，才泱泱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
        终于在暑期毕业以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5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
        写《雷雨》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
        那时我23岁，现在74了。我十分想念当时许多同学，有不少已是当今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都是为祖国争光的学者。他们没有辜负清华大学的栽培与陶冶，没有浪费那么可爱的青春。
        我时常思慕这些鬓发苍白、为人类获得世界高度成就的同学们。我为母校——清华大学以及谆谆教育我们的师长们自豪。我们不愧是炎黄祖国的子孙。
 

原载《清华校友通讯》复10期
〖编者注〗：金管理员，即金大本先生。金大本：字立甫，1907年生，天津人。1931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1年9月――1937年7月在清华图书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