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馆伊始，清华图书馆便与读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清华图书馆珍藏馆史档案资料4万余件，主要集中于1917-1937年间。这些珍贵的资料见证了近百年前清华图书馆与读者的密切联系，对于了解清华图书馆馆藏发展的历史、业务组织的变迁、图书馆与教授和学生的联络、馆际交流以及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教授与同学的购书意见
1926年，学校成立了由图书馆主任担任主席，各学科派代表参加的图书购置委员会，负责决定图书预算支配及购书事宜。各学科应该购置的专业图书与杂志，得到该学科教授的同意后，并且书价未超过图书委员会预算，就可以由各科教授自行推荐代表一人，直接与图书馆主任接洽购置。至于普通参考书，图书馆主任可酌情自行负责购置。
王国维、梁启超关于推荐购买《知服斋丛书》的信函
王国维在文友堂书店为图书馆荐购《知服斋丛书》（1925年）
1925年9月，清华国学院教授王国维在北京城内看到一部较为稀见的《知服斋丛书》，写了一封推荐购买的信函，交给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吴宓在校长核准同意后，给图书馆主任写信告知原委，请图书馆接收该书，并将账单交至庶务处报销。
梁启超推荐图书馆购买《大正大藏经》
梁启超推荐购书单：“大正大藏经，日本东京某书局印，预约六百元，梁启超推荐”。
吴宓致函图书馆主任
吴宓写给图书馆主任的信函，提到梁启超推荐的六种书，建议图书馆登录后“送下研究院转交梁先生备用”，说明当时图书馆对于知名教授有特别的使用政策。而信中关于书店“藻玉堂所开卷数册书多不实，以少报多，不可不注意”和“各书仍须按卷细查有无短少”等语耐人寻味，提醒图书馆要注意防范不良书商。
学校图书的订购函
清华学校购书函
陈寅恪等师生向图书馆荐购图书的函件
陈寅恪签字购书单
陈寅恪签字购书单
吴宓求图书馆梁任公急用《九通》
清华大学图书馆致函吴宓先生请求决定购书事宜
研究院主任通知图书馆支付购书款
清华学校图书馆致函吴宓先生及吴宓回复（1926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回复姚名达有关购置图书事宜（1926年）
姚名达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他一生勤勉刻苦，著述宏富，在中国史学、目录学界，以忠诚正直，学有创见而享誉。1925年7月他与王力等38人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姚名达拜梁启超为导师，1928年毕业。
1926年，图书馆收到姚名达同学推荐的书单后，将其发给研究院主任审查，将书单分为“照购”与“勿购”两种，并将“勿购”书单还给姚名达。
二、朱自清向图书馆荐购图书的函件
朱自清1925年入清华大学任教，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5-1936年间，担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兼代图书馆主任。朱自清担任清华图书馆负责人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在任内为图书馆做出了许多贡献，例如1935年底组织珍贵馆藏（馆藏全部宋元版书，以及明清两代的众多古籍）秘密装箱南运；1936年组织施廷镛主编《丛书子目索引》，为馆内古籍丛书提供详细的子目检索功能，是国内最早的此类工具书。
本次展出他作为国文系教授给图书馆推荐购买图书的信函若干件。
朱自清荐购的书单
朱自清荐购《四库大字典》（1932年）
朱自清荐购《秋水集》等（1933年）
朱自清荐购《浮士德》等（1933年）
朱自清荐购《中国古音学》《中国声韵学概要》
朱自清荐购《北平俗曲略》（1933年）
1933年3月3日，朱自清提交书单，希望图书馆速购《北平俗曲略》。4月28日、29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晚读《北平俗曲略》”“读《北平俗曲略》竟”。
朱自清荐购《中国文法讲话》（1933年）
朱自清荐购《风雅报》（1933年）
朱自清荐购《当代名人书林》（1933年）
国文系委托北平图书馆赵万里先生代购图书
赵万里1925年毕业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助教，得王国维指导，在文史、戏曲、金石、版本、目录、校勘等学科打下坚实基础。1928年转往北平北海图书馆，在北京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几十年来，他经手、过目的善本超过30万部，往往能鉴别其真伪，道出其源流演变。
三、图书馆与校方的业务往来
图书馆主任戴志骞致信曹云祥校长申请为图书馆书库与阅览室加装铁栅栏（1926年）
一期清华图书馆建成并使用之后，戴志骞主任发现书库的出入口没有围栏，学生可以随意入库，不便于图书馆的管理。两个大阅览室也没有围栏，闭馆后仍有学生随便入室。有鉴于此，戴志骞主任给曹校长致函，希望给书库、两个阅览室加装带门的铁栅栏，并请关颂声工程所与元成铁工厂设计并提出预算。
校长处聘任图书馆主任戴志骞为本校常任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主席 （1926年）
戴志骞先生出生于1888年，先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士学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馆长、清华学校图书室主任、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还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主席、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部长等职，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早期重要开拓者之一。
图书馆致函庶务处请其根据书单购买图书（1928年）
四：图书馆助理参与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建馆伊始，就与在校同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第一任馆长是当时的在校学生黄光。学生通过图书馆助理的方式参与图书馆各项工作，成为清华图书馆的重要一员。
本次展出了清华学生向图书馆申请工作的部分函件。其中有一份为后来的图书馆长史国衡向当年的图书馆主任朱自清致函，说明自己处境困难，费用拮据，欲觅求工作，藉资补助。
学生助理员合格者名单
史国衡向朱自清请求介绍工作事宜
史国衡1961-1983年间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是本馆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他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曾因家境困难，向朱自清主任提出勤工俭学的请求。朱自清先生批注：“已函复，请登记。”
任孝逵向朱自清请求在图书馆工作（1936年）
张德澍请求在图书馆工作，朱自清面谈后登记。
国立清华大学秘书处为李鼎声向朱自清主任请求图书馆工作事宜
赵文璧给洪有丰主任的求职信
洪有丰（1893-1963）是我国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他担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延长了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扩建了第二期工程，购买了杭州藏书家杨氏丰华堂藏书，支持施廷镛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八大类法），促进了清华馆的发展。
李希亮向洪有丰主任请求暑假在图书馆工作
洪有丰主任回复李希亮暑假在图书馆工作事宜
五 、 读者对图书馆工作的建议
王铁崖致信教务长张子高讨论图书过期赔款问题
王铁崖是中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1931-1936年间在清华就学。洪有丰主任（1931年）、王文山主任（1933年）离开清华图书馆期间，图书馆重大事情由教务长张子高（1931.7-1934.7）代为办理。
王铁崖某天在图书馆看到参考室职员与读者关于过期赔款的辩论，引起兴趣。他发现，根据过去的事实，图书过期未必有罚款（仅有警告），为了省却麻烦，不累及馆中职员，愿意代付三元罚款，不再声辩，并致函当时的教务长张子高先生。
邓尉梅就阅览室空气混浊问题致信图书馆
邓尉梅1931年清华大学第三级政治学系毕业，师从朱自清先生。他是一个热爱图书馆的读者，曾经在《清华周刊》发表散文，形容爱读书的同学如同辛苦的矿工寻找金屑，“像贪杯的酒徒抱着酒杯在这儿豪饮”。
邓尉梅曾致函洪有丰馆长：图书馆因每晚未常开窗户，导致空气极其浑浊，希望工友能在每天中午午后及晚间闭馆后，将两旁阅书处及书库的窗户打开通风。图书馆收到来函后，对邓尉梅解释了每天开窗的次数，并在他的建议下，继续增加开窗通风的时间与次数。
校长处致函图书馆戴志骞主任有关学生意见的答复
何浩若建议改进阅报室光线及书库启用时间（1920年）
何浩若1913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0年赴美留学。他代表学生会致函戴志骞主任，关于阅报室光线及书库启用时间，同学感到不方便，希望馆方设法改进。
郭协邦关于馆藏管理向图书馆主任提建议
六、 院系教授向图书馆借书单据
为支持教学工作，不宜携出馆外的图书，清华的教授可以向图书馆填写借书单据，申请借出使用。
刘文典向清华大学图书馆借书
心理学系唐钺致函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借书
七、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与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的交流
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夫人致函洪有丰主任（1929年）
戴志骞夫人戴罗瑜丽，挪威人，原名Julie Rummlehoff（朱莉·儒门霍夫），婚后一般称为Mrs. T. C. Tai，1919年夏与戴志骞一起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图书馆学士学位，曾任清华图书馆编目主任。她于1928年至1936年期间，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主任，任职期间与清华馆建立了良好的馆际联系。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派人往协和医科大学邮政部取回书籍
化学系请图书馆借阅所需外文书籍
陈席山请图书馆向协和借阅书籍（1929年）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向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借阅杂志（1929年）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向赵延范说明借书事宜（1929年）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向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杂志部借阅外文杂志（1930年）
化学系从协和借还杂志（1930年）
八、 馆际互借与交流
燕京大学图书馆向清华学校图书馆询问书刊信息（1926年）
1926年，燕京大学图书馆给清华学校图书馆致函，想请教丁谦所著《中国人种所从来》是一种书籍或某杂志内的一篇论文。清华学校图书馆复函，指出该文的出处（《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与可购买的途径。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图书室咨询杜威号图书分类法及本馆答复（1926年）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图书室创办之后，决定对目录进行改革，素闻清华馆“资老望重，组织完备，驰誉全国，已非早夕”，希望能获取本馆图书分类法一份作参考，并提出疑问：杜威十进法或其他分类法，为什么普通门类在哲学、宗教学等门类之前？如果中文书籍分为旧藉书（即经史子集）与新藉书（即哲学科学等），那么对于图书的分类，是依据书的形式，还是其性质？新旧藉书、中西文书，合并分类的可能性如何？清华馆一一作答。
清华大学图书馆缴纳中华图书馆协会会费（1926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向燕大图书馆借书（1928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向燕京大学图书馆归还书籍（1929年）
燕京大学图书馆收到清华图书馆归还之书籍
清华大学图书馆向燕大图书馆借书（1929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向燕大图书馆借书（1929年）
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谭卓垣致函清华大学图书馆
（1936年）
谭卓垣（1900～1956），图书馆学家。广东新会人，1916年入岭南大学学习，毕业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任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
1936年，他就两校学术刊物交换过程中的缺期问题致函清华馆，希望能够补齐《清华学报》的卷期；清华馆的《岭南学报》如果不完整，也可向其函索。
云南图书馆售书处致函清华图书馆
云南图书馆接到清华馆的邮件后，将清华馆尚未购买的图书清单分为两类：已出版而未购买（甲单），尚未出版者（乙单）。该函件展示了民国时期特有的“滇币”与“沪币”。
交通大学图书馆委托清华大学图书馆购买《政治书报指南》
（1933年）
九、图书捐赠与致谢
清华图书馆百余年来陆续接到各种各样的捐赠。从接收捐赠的最初，图书馆就非常珍视捐赠者对图书馆的情谊，除了篆刻印章盖在赠书上之外，还在当时的媒体中进行报道。早期《清华周刊》的“校闻”栏目经常有图书馆“赠书鸣谢”、“赠书致谢”，感谢来自各界的图书捐赠。
学生苏宗固致信图书馆捐赠其父著作《乐寿堂随笔》（1927年）
本校教授倪中方向清华图书馆赠书（1928年）
刘文典捐赠《征倭论》（1931年）
来自厦门图书馆的赠书致谢（1932年）
来自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赠书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