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刚建国不久的195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一到校，就有两件事使我感到特别幸福。一件事当然是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几位师长，另一件就是得以进入学校的图书馆。
        其实我在上大学以前，已经很习惯在图书馆里看书学习了。自48、49年以来，我常去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阅看过不少的书，可是当我想找一些比较新的哲学专业书时，却大都没有，使我非常失望。因此，当我接触到清华图书馆的卡片柜，马上查找特别想看的几种书，本本都有，真是喜出望外。记得我首先借的是一部卡尔纳普的书。不久我便体会到，清华图书馆藏书确实丰富，采购及时，国内外要籍可谓应有尽有，这是清华的教学和研究能在学术潮流中领先的重要保证之一。
        我很快熟悉了我们的图书馆。那时图书馆馆长是潘光旦先生，他常在馆工作，我多次见他快步在楼梯上下，一定相当忙碌。金岳霖先生对我说：“不要看潘先生，他走路比我快。”我最喜欢馆里的大阅览室，四壁的玻璃书橱都满放着线装书。宽阔的书案上，有一盏一盏的台灯，便于我们夜读。1951年的冬天相当寒冷，风沙也大。我每每在图书馆看书到晚10点左右，穿过大操场回宿舍善斋。有一次西北风紧峭，我在操场中间走不动路，转过身以背向风，竟然靠在风上了。
        在清华读书的时间很短，1952年夏我去了中国科学院，但对学校图书馆，我是从来没有忘记的。后来我去过好多国内外有名的图书馆，有的长时间使用过，比如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图书馆（ULC），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图书馆，美国达默恩大学（潘光旦先生即该校学生）的贝克尔图书馆，日本关西大学的图书馆等，深深感到好的大学一定有好的图书馆。可惜清华图书馆的好处，我还未能充分体会到。
        我再次进入清华图书馆，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那次我受学校邀约，来观察收藏在图书馆的种种文物，到馆后登堂入室，令我感慨万千。尤其在书库里，看到清华人引为自豪的玻璃地板安然无恙，架上图书依然，如30年前那样整齐有序，欣幸难以言表。值得纪念的是，在一排书架边看见一叠线装书，最上一册已烧掉一半，其封面有叶企孙先生毛笔提辞，说明是抗战内迁时被日军炸毁的孑存，可谓清华图书馆历史沧桑的见证。
        没有想到，我与清华图书馆还会有更长远的缘分。1992年，我回母校兼职，到2003年秋终于调回。现在我们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得到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就设立在老图书馆，能够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做“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有几次，我又坐在大阅览室里，看着周围的莘莘学子，真好像又回到60年魂牵梦萦的青年时代。